全球最大的電子垃圾處理地貴嶼，正面臨艱難轉型

　　當紐約商品交易所的黃金期貨市場跌跌漲漲時，萬里之外，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貴嶼鎮，從江西來討生活的劉先明的日子正在變得艱難。他從十年前為遍布貴嶼的電子拆解作坊送貨，那時一天能賺好幾百元;近來生意不好時只有幾十元可賺。

　　生意難做，是貴嶼人如今的普遍感受。貴嶼鎮號稱全球最大的“電子垃圾村”，每年有數百萬噸的電子垃圾在此被拆解、分類，繼而提取出黃金、白銀、銅等金屬。貴嶼鎮原黨委書記張楚豐曾公開表示，每年貴嶼提煉出來的黃金不少于15噸，占國內黃金年產量的5%左右。

　　黃金是各類電子線路板上必不可少的材料。在貴嶼的電子垃圾處理中，手機、計算機等精密度高的電子產品占據的比重逐年增高，因為這些產品的電路板焊點細密，貴金屬含量更高。

　　然而，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垃圾處理地，貴嶼受夠了污染的代價。近幾年，當地提出集中拆解和控制污染，讓原來家庭作坊式的拆解散戶，逐步移入一座循環經濟產業園，并以環保標準做門檻，淘汰了大批拆解作坊和公司。

　　當地拆解產業的成本也隨之提高，同時伴隨全球金、銀、銅、錫等金屬的價格走低，拆解企業的盈利空間，又被黯淡的市場行情大幅壓縮。危險的財富來源

　　在貴嶼鎮循環經濟產業園區(下稱產業園)內，走進一個車間，會看到一幕簡單粗暴的流水線作業場景：男工將手機殼與電路板放在工作臺，直接用鉗子分離，卸下手機電路板，隨后扔進身邊的筐里，再交給女工，女工要將電路板上有用的電子元器件一一拆解下來。剩下的電路板和其他廢料被送到燒板廠去燒煉，提取金屬。

　　產業園內，一家大型的手機拆解廠每天大約能拆解3萬-4萬部手機，多時拆解6萬部。

　　陳偉文，是貴嶼本地人，他早前一直經營廢舊電器的拆解。如今，他和自家兄弟經營著產業園內最大的手機拆解廠，也兼帶著回收廢舊電器的業務。

　　翻查舊日報道可見，大約從1995年開始，貴嶼人開始涉足舊電器拆解生意。后漸成氣候，最終形成一條回收、拆解、加工和銷售電子垃圾的完整產業鏈。貴嶼的家家戶戶，幾乎都擠進了這條產業鏈。官方數據顯示，在鼎盛時期，全鎮27個村中有21個村從事電子垃圾拆解和塑料回收，16萬戶籍人口中，有逾10萬人謀生于此業。

　　這個遙遠而不知名的小鎮，每年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子垃圾及塑料155萬噸。拆解，成為貴嶼的支柱產業，也是當地居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電子垃圾在貴嶼有明確的市價：電視機電路板收購價格，每噸1000元左右，計算機電路板每噸2000元-7000元，手機板的價格是每噸3萬-6萬元。手機板的價值最高，因為含金和銅可達重量的50%，每噸3萬元的手機板燒出來的銅和金能賣出5萬-6萬元。而手機殼可以加工成再生塑料顆粒，再次投入工業生產。

　　陳偉文不在時，生意由弟弟陳偉揚打點。陳偉揚告訴《財經》記者，早些年做手機拆解利潤不錯，因為懂的人少。相比于大件電器，拆解手機的復雜程度更高，每種手機的零部件都不一樣，品牌不同，含金量也存在差異，這就要求在收購廢舊手機時心中有數。

　　早期，沒有人在意環境會變成噩夢，為了節省成本，經營者們采用最直接和最原始的方式拆解電子廢物。在拆解環節中，“燒板”和“酸洗”對環境的污染最大：“燒板”，是將廢棄電器物理拆解后，將電路板堆放燒掉，利用高溫將上面的銅提取出來;“酸洗”，則是使用由三種強酸混合而成的“王水”，以化學方式提取電路板上的金、銀等貴重金屬。

　　這樣的操作工藝中，一線工人會吸入很多有毒氣體，工廠老板提供的防護措施，往往只是在工人旁邊放一臺電風扇，將有害氣體吹散，兼具降溫的功能，換氣效果形同虛設。

　　在貴嶼鎮的華美、北林等村，“家家點火、戶戶冒煙”，“燒板”產生的滾滾黑煙被直接排放，空氣中彌漫著刺鼻的臭味;而含有大量重金屬的“酸洗”廢液，則直接排入河中，造成水體和土壤的直接污染。

　　貴嶼家庭作坊式的電子垃圾拆解產業，將人工成本和環保成本都降得非常低，而且也不繳納17%的增值稅，因而騰挪出相當大的利潤空間，遠比正規拆解企業具有競爭力。

　　隨著財富而來的，必然是嚴重的污染。當地的環境污染問題曾被制成紀錄片，引起聯合國環境署等國際社會、組織的關注，也讓中國的科研機構產生警惕。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中山大學環境工程學院等科研機構對貴嶼大氣、土壤、水體做過大量抽樣研究，得出的結論包括：部分土壤的鉛、鋅、銅含量，是對照區域的100倍-1000倍;地表水的重金屬含量也嚴重超標，部分水體鉛含量超標8倍;空氣污染嚴重。

　　汕頭大學醫學院曾對貴嶼兒童的血鉛狀況進行了研究，發現81.8%的貴嶼兒童血鉛超標。即便對于不從事電子垃圾拆解工作的當地居民來說，風險也和拆解工人相當。

　　貴嶼的從業者和地方政府意識到了這種野蠻拆解方式對于環境和健康的危害，但財富的車輪一經轉動，不會主動踩下剎車。

　　本地人的規避方式就是雇傭外地農民工進行低技術、高污染的工作環節。在貴嶼，像劉先明這樣的外來人口約有20萬，主要從事電子垃圾拆解、搬運、三輪車拉貨或載客;貴嶼本地人則多數是工廠主、作坊主、小生意經營者。轉型的漫長陣痛

　　從潮陽區谷饒鎮到貴嶼鎮，一路上可以看到兩邊懸掛著“嚴厲打擊園外非法電子拆解行為”“堅決打擊園外非法塑料沉浮清洗污染行為”等標語和橫幅。在產業園門口，有數名保安把守，園區里也不時有保安巡邏。

　　貴嶼政府明令禁止：不能用酸洗提煉貴金屬，不能焚燒電子垃圾。

　　然而，禁令并未能阻止污染持續發生。直到2013年，《汕頭市貴嶼地區電子廢物污染綜合整治方案》獲得廣東省政府批準。取締分散無序拆解、建設循環經濟園區成為貴嶼的主要治污思路。

　　這份方案顯示，貴嶼將強制和引導拆解散戶逐步進入產業園，以實現集中拆解和治理污染的目的，進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區經國家發改委、環保部、科技部、財政部、商務部、統計局等六部委批準，是全國首批廢舊家電回收利用循環經濟試點，以及廢舊電器綜合利用產業化示范園區。

　　產業園項目啟動后，當地眾多環保測評未達標的家庭作坊被取締。政府向電子垃圾拆解者下達最后通牒：2015年12月31日是他們在產業園外的大限，從2016年起，繼續從事電子垃圾拆解者，必須全部搬入產業園內作業。

　　在這場風暴中，貴嶼的拆解經營者近一半被掃出這條產業鏈。官方數據顯示，2015年，貴嶼全鎮5169家拆解經營戶中，已被取締2469家。剩下的2700家，在完成整改，辦理環評、工商營業執照稅務登記，然后被納入過渡性管理，將分步向產業園搬遷。

　　為了能繼續從事拆解業務，陳偉文兄弟和其他通關的1243家電子拆解戶、218家中小塑料造粒戶聯合，組建成49家企業，在兩年前進駐產業園生產。

　　按照當地政府對產業園的優惠政策規定，這49家企業可享受兩年的免稅政策。不過，陳偉揚稱，入園后，生產成本一直在增加。入園前在自家設廠，不用交房租，現在他們租用了10間拆解車間，每間租金一年需要3.8萬元。園區內的拆解企業在入園之前，一般都是家庭作坊，一樓拆解，二樓住人，這也是此前整個貴嶼鎮住家的特色。

　　“現在不是，而且環境成本肯定是要加進去的。”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對《財經》記者分析，拆解作業在園區劃定的區域內集中進行，這里的公共設施系提前建好，各個企業需要向園區繳納一定費用，包括房租等。對于原本的小作坊而言，這部分成本的增加是必然的。

　　原來家家戶戶、房前屋后的作業模式，現在已經改觀。可陳偉揚擔心負擔太重。入駐產業園的公司，必須繳納治污設備使用費。加之，工人的人均工資已經上漲到4000元左右，每月應付七八十名工人的薪水，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廣東省政協委員、臺盟省委會秘書長高潔在2016年廣東“兩會”期間提交了《關于加強廢舊手機回收管理的提案》，建議由政府主導、運營商具體經營，建立二手手機回收的服務網點，有償回收二手手機。同時，對從事專業拆解二手手機進行資源再利用項目予以政策和資金的扶持，引導該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目前，還沒有廢舊手機拆解企業在廣東省環保部門登記備案，六家享受基金補貼的拆解企業中，也沒有手機拆解生產線。

　　不過，廣東省環保廳在回復高潔的提案時稱，下一步將鼓勵這六家企業增加廢舊手機拆解生產線，并在全省再增加2家-3家建有拆解廢舊手機生產線的企業進入基金補貼單位。廣東省商務廳回復上述提案也表示，將多渠道爭取再生資源回收扶持政策，特別是利用財政專項資金扶持專業的廢舊手機回收企業。

　　產業園的管理者給每家公司發放一張交易卡，但凡交易必須刷卡，包括貨物的流向等細節都需要記錄。在園區門口，載著廢舊電器的貨車須憑交易卡、過磅單據才能通過。整治入園后，只能在園區統一的電子交易市場交易。

　　未入園前，那些從事電子垃圾拆解的公司有更自主的管理機制，比如，一批手機來了，就可以馬上調動工人加班。產業園則規定每天早上7點30分上班，下午17點30分下班，下班的時間到了，園區就統一斷電。

　　這些看來給貴嶼的拆解業者帶來諸多“麻煩”的規則，被認為是根據當地情況“量身打造”的解決方案。“中國跟國外的情況不一樣，主要是在產業的組織模式上，國外都是大工廠在牽頭，而貴嶼原來是4000多家‘農民游擊隊’。國外主要考慮環境問題，我們要把資源和環境兩個因素同時考慮。”杜歡政對《財經》記者解釋。

　　由于成本增加，對從事手機拆解的陳偉揚兄弟來說，虧本成了常有的事情，他們抱怨，如果停產，工人就會離開，有時候為了穩定工人，賠本也得生產。

　　政府的整治重拳之外，金屬價格對拆解行業也影響巨大。

　　陳偉揚稱，2008年金融危機時，貴嶼倒閉了一大批拆解企業;2011年—2012年黃金大跌時，對拆解業影響也很大;近兩年，資源類大宗商品價格跌得厲害，做手機拆解的公司倒閉不少。他估計，目前拆解公司僅剩下三分之一左右，很多人都轉行了。

　　中國再生資源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副理事長唐愛軍告訴《財經》記者，原來貴嶼共有十幾萬電子垃圾拆解從業人口，現在可能加在一起也就幾萬人。

　　在產業園里的電子交易市場門口，劉先明每天都會和他的同行們半躺在三輪車上等生意。生意這樣寡淡，他正在考慮要不要離開這個地方。

　　貴嶼的拆解行業轉型格外艱難。好消息是，環境惡化被遏制了，空氣質量慢慢好起來。唐愛軍幾乎每年都去一趟貴嶼，用她的話說，“原來一到晚上，聞著味就知道往哪走，現在逐漸好轉。”汕頭市環保局發布的2015年三季度監測數據顯示，與2012年相比，貴嶼空氣中的重金屬鉛和銅含量，分別下降了93.85%和84.29%。這個數字十分可觀。北港河5個監測斷面的重金屬鉛、鎳和銅的濃度，也比2012年分別下降了36.84%、78.28%和93.83%。

　　壞消息是，為節約成本，依舊有一些私人作坊游走在產業的“灰色地帶”。為逃避打擊，提取黃金的工序現在隱藏在郊外的作坊中進行，外人很難接近。博綠固廢直賣網CEO唐百通告訴《財經》記者，貴嶼的電子垃圾拆解產業在逐步向外轉移，從集中到分散，以化整為零的方式來躲避監管。

　　此前有媒體報道，龐大的電子垃圾貨源，被定期悄悄運往揭陽、佛山，甚至江西、福建的深山老林中，進行秘密拆解和熔煉。

　　與此同時，貴嶼周邊的多條河流仍然惡臭難聞，許多地塊土壤重金屬污染嚴重，要全面修復當地的河流和土壤，預計需耗資數億元。20多年積累的污染“存量”，徹底消解，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