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即將結束，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將采取怎樣的氣候政策?特朗普若當選，會否退出奧巴馬在任期最后簽署的《巴黎協定》?中美氣候合作未來面臨怎樣的不確定性等，都成為值得研究和關注的問題。

希拉里與特朗普的氣候立場如何?

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基本延續了各自黨派的一貫立場，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呈現出幾乎勢不兩立的態勢。

希拉里˙克林頓在其競選網站上系統闡述了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看法：

她認為氣候變化是全人類的嚴峻挑戰，美國可以通過發展清潔能源應對這一挑戰，同時提升美國在此領域的競爭力，并創造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

她曾多次表示將延續奧巴馬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相關政策，并進一步提出到2025年實現減排溫室氣體30%的目標(與2005年相比)，比奧巴馬政府向聯合國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中減排26%-28%的目標更有力度;

希拉里還提出投資清潔能源、減少化石能源補貼、減排甲烷等一攬子低碳發展計劃。

唐納德˙特朗普則是“氣候陰謀論”的支持者：

他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騙局”，要取消奧巴馬的“氣候行動計劃”并退出《巴黎協定》;

重新開始煤炭采掘，取消導致煤電站報廢的環境規章和標準，重振石油和天然氣離岸開采。

盡管在氣候問題上立場不同，但是，兩黨候選人至少在競選表態上，對華問題立場上都趨于強硬，某種程度上給未來中美氣候合作帶來不確定性。

如民主黨將“管控中國崛起”列為下屆政府面臨的復雜挑戰之一，雖表示會在氣候變化等領域與中國尋求合作，但在貿易、人權、朝核等問題上將對中國采取更嚴厲的措施;

特朗普則將美國諸多的社會經濟問題歸咎于中國，提出希望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對中國提出訴訟，并打擊中國的貿易傾銷和貨幣操縱。

奧巴馬執政期間，兩國高層充分認識到中美關系復雜性及其對兩國、區域以及全球發展的重要意義，通過豐富的交流機制充分溝通彼此的發展目標和戰略意圖以增信釋疑，并將氣候變化打造成兩國關系的閃光點以及中美引領全球發展的重要議題。

在雙邊關系面臨上述不確定性背景下，中美氣候合作能否繼續充當“潤滑劑”、進一步發揮積極的外溢作用，美國新總統的意愿無疑是值得認真研究的。

退出《巴黎協定》的風險有多大?

《巴黎協定》在法律形式問題上采用了靈活的形式，使美國政府得以快速、順利地接受并加入這一國際條約。

由于兩黨在氣候變化方面意見相左，美國曾在簽署《京都議定書》后又拒絕核準該國際協議。

《巴黎協定》最終未納入各國的承諾和目標，美國無需通過國內立法就可以履行相關義務，因此，奧巴馬總統在其當前任期內無需經過國會就有權代表美國接受(Accept)而非批準(Ratify)加入《巴黎協定》。

黎協定》未經過國會批準，因此，若特朗普任內通過與《巴黎協定》規定相沖突的法律法規，根據國內法優于國際法的原則，美國就無法履行《巴黎協定》而實質上退出了該國際協議。

特朗普也可通過向保存人提交申請完成退出協定的程序。《巴黎協定》第28條規定，協定生效三年后締約方可以申請退出，締約方可最早于保存人收到退出申請一年后正式退出協定。

美國落實氣候承諾的前景如何?

美國實現減排目標和兌現資金承諾，需要政府的持續推動和國會的有力支持：

美國承諾，將在2005年基礎上到2020年減排溫室氣體17%，到2025年進一步減排溫室氣體26%~28%，并努力實現較高的減排目標。

根據目前的評估，只有在全面實施奧巴馬總統氣候行動計劃并進一步采取額外措施的情況下，美國才有可能實現上述減排目標。

同時，美國承諾向綠色氣候基金(GCF)注資3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開展應對氣候變化行動，而這筆資金是否能夠及時撥付還取決于國會的最終決定。

首先，美國承諾的減排政策能否順利實施，新政府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電力部門是美國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清潔電力計劃旨在幫助電力部門實現到2030年比2005年減排32%的目標，被看作是美國實現減排目標的基礎和保障。

但清潔電力計劃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一系列問題，奧巴馬總統不得不使用否決權擱置兩項反對該計劃的提案，但在特區巡回法庭尚未對涉及該計劃的訴訟做出裁決之前，最高法院就以5：4的投票結果做出了暫停清潔電力計劃的決定。

目前，由于支持暫停該計劃的大法官之一不幸離世，最高法院內支持和反對清潔電力計劃的大法官數目相同，而新任總統將享有提名繼任大法官的權利，大選結果或將決定清潔電力計劃的命運。

其次，國會已通過立法程序確保了部分低碳政策的實施，但在履行氣候資金支持承諾方面仍扮演阻礙者的角色。

2015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延長可再生能源稅收抵免政策的提案。據測算，在新的稅收抵免政策下，2017到2022年期間美國光伏發年電裝機量將平均增加4GW。

去年美國也取消了關于原油出口的禁令，這有助于幫助那些備受國際能源價格下跌影響的頁巖油企業拓展市場并脫離困境，并在國內與煤電的競爭中取得有利的地位。

這兩項政策的實施并不會受到大選結果的過多影響。

關于向綠色氣候基金提供30億美元支持，不論兩黨哪方獲勝，國會一次性批準這筆預算的可能性都不大。

但是，民主黨政府為了履行承諾、保持在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領域的領導力，仍會積極推動國會批準預算的進程，共和黨政府則有可能不承認這一承諾或將注資的事情擱置。

美國能源行業發展呈現低碳化趨勢，一些積極的州政府已采取了有力的減排措施，民眾應對氣候變化意識提高，將影響聯邦政府決策。

2008年，美國煤炭發電占比約占總量的50%，而到2015年，這一比重已經下降到33%左右。頁巖氣革命以及稅收優惠政策促進了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發電快速發展，不斷削弱煤電的主導地位。

美國的一些州政府也在制定和實施減排政策方面走在聯邦政府之前，如加州建立了碳交易機制，州內大型企業必須通過減排或者購買碳配額或減排量以履行承諾;康涅狄格洲和紐約成立了綠色銀行，旨在為清潔能源發展融資。

最近的民調也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認為氣候變化正在發生，支持政府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這些自下而上的變化都將對未來總統和聯邦政府的決策產生影響。

應對中美氣候合作不確定性的建議

中美氣候合作在過去幾年內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但不斷變幻的國際形勢和難以預測的美大選結果仍給兩國未來的氣候合作帶來不確定性。對于中國來說，應對氣候變化已成為國家發展的內生需求，開展積極的氣候外交也是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應以更積極、更自信、更堅定的態度應對不確定性和挑戰。

首先，應對美國國內政治形勢將給中美氣候合作帶來的風險做出充分預估，做好完備預案。如果共和黨當選，應對氣候變化在聯邦政府議程中的優先級下降，同時，中美正經歷力量對比從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在諸多分歧和摩擦中，氣候合作的積極意義也可能被削弱和掩蓋。

若中美氣候合作陷入低潮在所難免，中國也應通過現有對話機制保持與美在氣候問題上的溝通交流，識別未來4-8年內的有利契機，適時主動推動兩國氣候合作。

其次，應積極推動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營造良好的合作氛圍和聲勢。應對氣候變化已成為當前對外工作的一項重要領域，在中國參與多邊進程、推動南南合作以及開展周邊外交的過程中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該領域內積累了豐碩的成果。中美共同交存《巴黎協定》批約文書也成為2016年杭州20國峰會的亮點之一。

中國應充分利用自身在此領域的領導力，將應對氣候變化打造成凝聚共識和提振信心的關鍵議題，促進各方在多邊和雙邊框架下的溝通與合作。

第三，應鼓勵更廣泛的地方政府間和民間氣候合作，自下而上促進雙方攜手應對氣候變化。過去幾年中，中美在領導人層面、工作層面和專家層面都建立了暢通的溝通渠道和良好的工作關系，兩國自2015年開始輪流主辦中美氣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會，在工作組機制下也已西城了更全面的合作網絡。

下階段，中國應鼓勵更多的地方政府、企業和民間組織參與中美氣候合作，在低碳技術創新開發、碳交易等關鍵領域不斷深化務實合作行動，為兩國在高層政治和戰略層面推進氣候合作奠定基礎和提供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