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均增長16%、原創新藥占全國同期三成以上、一批品牌走向國際、大量跨國公司與海外人才聚集……北京剛剛交出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成績單中,關乎每個人健康與生活品質的“生物醫藥”成為創新的亮點產業。
　隨著“打造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號角吹響,北京正加速朝著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這其中,重研發、高技術含量的生物醫藥產業成為新的潛力選手,帶領中國科技創新再提升。而助推生物醫藥產業破風前行的是北京創新改革的系列舉措,支撐企業壯大、幫助成果轉化落地,打造了生物醫藥產業騰飛的“北京速度”。
　五年翻兩番、前沿屢突破
　在北京中關村生命科學園中,百濟神州的標牌顯得有些低調,但這家科研型企業研發的用于癌癥治療的創新分子靶向和腫瘤免疫藥物卻早已蜚聲國際。
　就在不久前,百濟神州又引起了全球關注:企業宣布在研產品PD-1單抗BGB-A317已獲得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頒發的藥物臨床試驗批件,用于治療晚期實體腫瘤。這是繼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后,該成果正式臨床試驗的第五個重要區域。
　百濟神州創始人之一、首席執行官兼董事長歐雷強介紹,BGB-A317是一種正處于臨床試驗階段的人源化單克隆抗體,屬于一種被稱為“免疫關卡”抑制劑的新型腫瘤免疫制劑。BGB-A317正在開發作為單一療法以及與其他治療組合的療法,用以治療各種癌癥。“這一重磅成果和這些臨床數據將推動BGB-A317在國內的開發進程。”
　不僅技術研發強、百濟神州還成功走向海外資本市場,今年年初,百濟神州登陸美國納斯達克,成為2016年國內企業美股IPO第一單。
　實際上,百濟神州是首都創新發展生物醫藥產業的一個代表。在過去的五年里,生物醫藥產業在北京演繹了創新“三級跳”:從國家“十一五”規劃末的主營業務收入不足400億元,一躍提升到“十二五”末期的1300億元,年均增速高達16%,成為首都又一個千億級產業。
　增長壯大的速度是一方面,北京更加看重數據背后的質量。“比如全國新藥品種中有30%來自于北京,比如生物醫藥產業的利潤率持續全國第一,北京年銷售5到10億元品種17個、10億元以上品種8個。”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閆傲霜介紹。
　而全球生物醫藥產業比拼的關鍵領域,北京也是屢屢獲得突破。據閆傲霜介紹,僅在“十二五”期間,科興生物國內首個基于Vero細胞的腸道病毒71型滅活疫苗、同仁堂國內首個抗抑郁中藥“巴戟天寡糖膠囊”等重點新產品接連亮相。
　發展之問:要規模,還是要高端?
　“北京的生物醫藥產業要發展,但該如何發展?”這是幾年前北京市生物醫藥產業政策規劃者最為關注,卻也最難厘清的難題。也正是那幾年,全國多地開始興建“健康產業園”“醫藥產業園”等,大健康產業從萌芽期轉向一片火熱。
　北京要發展生物醫藥產業,面臨的窘境是資源眾多、人才聚集但空間有限、產業待升級,以及創新綜合成本上升等。“都說生物醫藥是朝陽產業,可首都要如何突破,占據什么樣的位置,那時候北京一直在尋找。”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生物醫藥處處長曹巍說。
　2015年末相關主管部門公布的一組公報數據顯示“2015年1到9月,北京生物醫藥產業實現銷售收入870.6億元,增速明顯放緩,預示著產業調整拐點到來”。
　曹巍說,當時北京對生物醫藥產業的確發生了一些認識上的變化:首都不是要做從研發、生產、銷售到服務的大而全的產業規模,而是要做“最尖端的研發環節”,從規模向創新轉變。
　這也是北京的資源稟賦最強的領域。曹巍說,一般認為,北京有三支生物醫藥原創藥研發主力軍: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軍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同時,北京有400多家各類科研院所與近百所高校,科研人員數萬人。因此,走研發為上的高端路線,也是北京的必然選擇。
　數據也說明了高端選擇給首都科技產業帶來的改變。一份名為《啟航——2015北京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報告》的專題調研顯示,2014年首都生物醫藥產業實現營業收入1232.4億元,利潤率達到16.9%,在全國醫藥發達省市中連續排名第一。公開數據也顯示,過去五年來,北京生物醫藥產業形成了以化學制藥、中藥制藥、生物制藥、醫療器械為主導的產業格局,實現營業收入和利潤均占醫藥制造業的93%。
　“在生物醫藥領域,需要有基礎研究的積累和創新品種,之后是研發出產品、上市,而利潤最核心來自研發環節,北京利潤率高說明我們在補齊中國醫藥產業的核心短板。”曹巍說。
　一根鏈條、抓住兩端、打造高地
　生物醫藥產業被認為是“健康中國”戰略布局的關鍵支撐,如何巧用政府力量促進這個事關百姓健康重大議題的科學領域突破、科技產業壯大,成為北京探索的首要焦點。
　“實際上,北京市科委在抓這個產業的時候并沒有把它簡單地看作是一個產業,而是看作科研到產業的全過程。圍繞著這個認識轉變,北京再填補‘醫藥之間’‘研產之間’的‘縫隙’,讓生物醫藥的科研與產業壯大。”閆傲霜說。
　首先要抓住研發側,做強原始創新。
　北京日前正式啟動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關與管理三期工作,北京在這個工作中搭建了“重大疾病臨床數據和樣本資源庫”,目前共有14家醫療機構參與,積累病例16.4萬例,樣本數達163萬份,全球領先。
　“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關就是我們在前沿技術研究的時候,不斷地在捕捉對生命的認識,找前沿技術什么地方可以進入到臨床階段,能夠推動從預防、診斷、治療到康復的生命科學和技術全過程發展。”閆傲霜說,十大疾病的需求鏈條后續則開啟了對生物醫藥產業的拉動。
　為了支撐企業規模壯大、創新研發能力提升,北京于2010年開啟一項特殊的加速工程——生物醫藥跨越發展工程,簡稱“G20工程”,意為借鑒“二八法則”概念,制定“三個一批”標準,累計認定57家G20企業作為重點服務對象和推動產業發展的抓手。
　“認定的57家G20企業都是這個領域的‘代表企業’,他們走在最前面,視研發為生命。這些企業投入很多資金在研發中,而G20工程也創新地投入引導企業進一步加強品種研發。”曹巍說,G20工程按照“1:2”“1:3”比例核算配套資金,做強創新的文章。
　在這篇生物醫藥創新的文章中,博奧生物是典型的代表之一。
　生物芯片北京國家工程研究中心是依托博奧生物集團的國家級研究開發機構,其前身是清華大學生物芯片研究與開發中心,2001年10月該中心正式授牌。在中國工程院院士程京帶領下,博奧生物打贏了多場硬仗。最新例證便是研發團隊用三天時間完成寨卡病毒的檢測試劑研發,并交付海外客戶。
　生物芯片北京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邢婉麗說,2015年5月寨卡病毒在巴西爆發,因其可能會引發新生兒先天畸形和神經系統綜合征,海外國家十分緊張。“團隊年初得到海外市場需求,并在感染性疾病診治協同創新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博奧生物僅用3天時間開發出了寨卡病毒檢測產品,可以實現對寨卡病毒的快速檢測。”
　隨著產品快速交付海外客戶,中國生物醫藥的創新水平再一次得到肯定。邢婉麗告訴記者,之所以能快速實現檢測產品的落地突破,得益于博奧自主研發的微流控碟式芯片的專利技術。
　行業內一個共識是,生物醫藥領域比拼速度,而決定研發速度的是研發主體自有技術平臺、技術體系。北京市科委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北京認定生物醫藥領域重點實驗室52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34個,其中25個由G20企業承擔。其中,G20企業樂普醫療經過培育被推薦入選“國家心臟病介入治療器械及設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基于結構生物學的新藥研發服務平臺”、北京大學“用于新藥篩選的人多能干細胞定向分化技術平臺”等一批世界級生物醫藥平臺加速成型。
　同時,北京打造“中國生物技術創新服務聯盟”的專業技術服務品牌,通過化學制劑、模式動物、基因檢測等六大關鍵技術平臺服務2000余項創新品種,126項已實現產業化,服務收入已突破200億元。
　其次,G20工程以“一企一策”方式打通科研成果臨床驗證、應用等環節。
　腦起搏器是一種直接作用于神經中樞的人工裝置,通過埋植在胸前的刺激器向植入在大腦特定靶點的電極發送電脈沖,是治療帕金森病的有效療法。多年來,腦起搏器由海外巨頭壟斷,成為臨床上價格較高的高值耗材,每名接受雙側植入手術的患者,需要支付25到35萬元購買腦起搏器,高昂的費用,讓大多數患者望而卻步。
　清華大學的創新技術依托北京品馳醫療設備有限公司,聯合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從技術探索、臨床驗證到產業化完成了腦起搏器的全鏈條研發,腦起搏器的研制成功填補了我國在該領域的技術空白,達到全球領先水平,對我國自主高端醫療器械的研發和產業化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從該成果研發亮相到走向百姓視野,還有系列環節需要打通。技術研發人、清華大學教授李路明介紹說,北京市科委在清華腦起搏器的研發過程中給予了一系列的項目支持:例如科委與清華大學共同啟動國產腦起搏器臨床應用,協調其與北京天壇醫院、北京協和醫院、解放軍總醫院等聯合推動臨床應用；此外,通過北京市科委的穿針引線,幫助可充電腦起搏器進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創新醫療器械審批綠色通道,加快了審批進程。
　截至2016年6月,品馳已經獲得全系列腦起搏器的產品注冊證,其生產的腦起搏器已經進入全國110家著名三甲醫院和神經?？漆t院,完成了4100余例次植入手術,平均為每名患者節約支出10萬元。與進口產品相比,品馳腦起搏器不僅價格低1/3左右,在電性能、電池容量、使用壽命、體積、重量等方面也優于進口產品,具有相當高的性價比,上市3年,在國內植入量占比已經超過50%。
　曹巍說,品馳的例子僅是G20工程的一個代表。為了促進產業發展,北京市科委協同多個政府職能部門打通了諸多“通路”,讓成果走向百姓視野。
　“生物醫藥產業比較特殊,產業鏈條長、牽涉環節多,因此推動這個產業需要的是聯合攻堅。”曹巍說,早在開始實施G20工程時,北京市科委牽頭,會同北京市經濟信息化委、市投資促進局、中關村管委會等4個直接相關部門就成立了聯合推進機制,后續成立了G20工作組,目的就是根據每家企業的特點、需求、技術路線與產品特征,為企業提供一企一策服務。“如果有相關政策,我們就推動成果快速得到應用；若政策是空白,我們就聯合相關部門推動相關政策制定。比如說我們和市食品藥品監督局合作,針對新藥審批等問題,和市食品藥品監督局合作建立了審批的綠色通道,叫北京生物醫藥創新促進平臺,推動大量成果快速地走向市場。”曹巍說。
　數據顯示,G20工程促進企業和臨床機構“雙向溝通”,加快企業臨床研究,“十二五”期間,北京藥物臨床試驗機構累計服務北京企業臨床合同1887項,服務金額2.9億元,年增長分別為10%和15%。其中,累計服務G20企業555項,服務金額1.58億元。
　協同創新:生物醫藥產業新使命
　不難發現,北京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是一種協同創新的探索結果。一方面,政府探索產學研用的協同；另一方面,產業主動作為布局區域協同、產業協同。
　“促進生物醫藥產業鏈條發展,北京做了兩類新的探索,一是打通‘醫’與‘藥’,二是打通‘研’與‘產’。”閆傲霜說,這些改革舉措不僅給首都增加了一個新的千億級產業,也為全國推動科技體制改革作出探索。
　閆傲霜舉例說,“醫”與“藥”的“縫隙”體現在,一方面,大醫院的醫生臨床遇到的技術需求、實驗室的小創新等,都需要產業化轉化、落地,醫生往往找不到出口；另一方面,醫藥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成果面臨“臨床難題”,往往難以叩開醫院的大門。
　為此,北京探索用政府科技主管部門支持形式,敲開醫院實驗室大門,也打通科技產業轉化醫療研發的“通路”。北京市科委用醫療機構服務小企業臨床試驗的服務價值、服務企業項目數、工作量等指標評價臨床試驗服務,并將臨床試驗服務工作作為醫療機構的科研活動,給予一定支持。如此一來,醫療機構與醫藥產業被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生物醫藥鏈條中,“研”與“產”的聯結缺失也不可忽視。長久以來,大量頂尖生命科學實驗室面臨“小罐子做得好、大瓶子做不出”的窘境,即小劑量的試劑研發成績突出,卻難以達到大劑量生產。“這里面是實驗室技術到產業化工藝的轉變,實驗室不是專業的生產平臺。”閆傲霜說。北京為解開這一難題,建立了企業主體、政府引導的CRO(醫藥研發合同外包服務機構)、CMO(合同生產組織)。閆傲霜說,這些組織由企業牽頭建設、政府提供補貼等支持,除完成企業自身研發任務,也承擔了高校院所的研發、中試等關鍵環節。
　生物醫藥產業也成為首都科技協同創新在國際交往的坐標系與國內發展坐標系上的重要指標。協同創新的首要任務便是協同國內外的創新資源、人才與項目。曹巍說,“北京生物醫藥產業的高速發展,吸引了全球頂尖的科研人才到北京來從事基礎科研、產業研發等,很多都是曾經在GSK等國際頂尖醫藥企業工作的科學家。如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就是一個很好的機制體制創新的例證。”
　在今年九月初召開的北京市科技創新大會上,北京市進一步明確延攬全球人才的改革政策:北京確定圍繞重大戰略需求和前沿科學領域,遴選全球頂尖領銜科學家,給予持續穩定的科研經費支持,在確定的重點方向、重點領域、重點任務范圍內,有領銜科學家自主確定研究課題,自主選聘科研團隊,自主安排科研經費使用。
　同時,新措施明確對上述科研項目采取3到5年后第三方評估和國際同行評議等,對領銜科學家及其團隊的研究質量、原創價值、實際貢獻,以及聘用領銜科學家及其團隊的單位服務保障措施落實情況實施進行績效評價,形成可復制推廣的改革試點經驗。
   而從國內發展的角度審視,北京正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協同創新必不可少。而協同創新的一個重要使命便是帶動全國產業壯大,促進區域戰略加速落地、結果。
　“北京的科技創新,無論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還是新的融合業態,都是在給全國服務,為各地以科技創新促進經濟轉型,構建新經濟結構,做出支撐、示范、引領。”閆傲霜說。
　　京津冀區域是全國科技創新資源最為密集的區域,也具備了差異化的產業基礎和人才結構。生物醫藥產業便成為三地協同創新發展的重要探索領域。探索過程中,三地各有分工:北京提升原始創新和技術服務能力,打造技術創新總部聚集地、科技成果交易區、全球高端創新中心及創新型人才聚集中心的定位；天津提高應用研究及工程化技術研發轉化能力；河北打造成果應用、示范推廣能力。
　“創新的分工僅僅是個開始,最終三地要形成協同創新的共同體,北京要在其中起到協同創新中心的引領作用。”閆傲霜說,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京津冀三地目前需要推動“協同創新”等機制,資源、政策、市場等實現互通,促進科技成果在區域內落地轉化。“到現在,生物醫藥產業是首都新的千億級產業,而在‘十三五’時期,我們預計生物醫藥產業的‘保底數’是1800億元以上。”
　如今,國家給北京的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設定了清晰目標:到2017年,北京科技創新動力、活力和能力明顯增強,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初具規模；到2020年,核心功能進一步強化,科技創新能力引領全國；到2030年,核心功能更加優化,為中國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提供有力支撐。
　生物醫藥產業無疑將成為“破風”型選手,帶領首都科技實現再次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