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的垃圾分類已從試點邁向“互聯網+”垃圾分類的新模式。從時間、實踐、觀念、行為等方面來看,當今的垃圾分類呈現出一些可喜的變化,國內的垃圾分類工作已經在路上。
杭州智慧垃圾分類實踐
杭州作為國內最早實行垃圾分類的第一批試點城市之一,正探索構建生活垃圾分質分類處理體系。
2015年,杭州市余杭區城管局以創新“數字城管”工作為基礎、以開展“智慧垃圾分類”為抓手、以“互聯網+垃圾分類”相結合,進一步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為余杭區垃圾分類工作實現智慧化管理發揮了積極作用,實現了環衛工作的智能化管理。
余杭區在浙江聯運知慧公司的系統規劃下,先后在8個街道30多個小區實施了智慧垃圾分類項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余杭區以設施投入為保障,采用智慧垃圾分類一體化解決方案。通過引進聯運知慧專業的垃圾分類設備+人工巡檢+手持終端+云平臺一體化的解決方案,破解垃圾分類難題。余杭區城管局根據垃圾分類的現狀,與聯運知慧達成軟件+硬件相結合的合作模式,實現了政府指導、企業提供專業化服務、社會公眾積極配合的良性發展格局。
智慧垃圾分類整體解決方案利用物聯網、互聯網融合技術,實現垃圾投放的有源可溯。它主要由運營服務+三大硬件設備(智能垃圾袋發放機、智能垃圾分類箱、智能垃圾分類可回收箱)+云服務平臺+微信平臺組成。基本原理是通過二維碼、GPS、IC卡技術,建立一戶一碼實名制,通過智能技術手段實施垃圾分類投放、回收,使垃圾做到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
資本與環衛及垃圾分類的關系
社會資本與環境保護合作行為的邏輯關系已經成為環境管理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有研究機構基于200余戶城鎮居民調查數據研究發現,除了年齡、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身份之外,以社會網絡、社會規范和社會信任為要素的社會資本,對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水平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具體而言,社會網絡能夠降低居民機會主義和“搭便車”的行為傾向;社會規范能夠提高居民行為的可預測性,增強居民投資環境保護的信心;社會信任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居民生活垃圾分類的自主合作行為。
為走出“垃圾圍城”的困境,政府應積極促進居民間的網絡互動,完善互惠共享的社會規范,提升居民的普遍信任;加大對生活垃圾分類知識和技巧的宣傳力度、發揮黨員在遵守社會規范中的帶頭作用,通過社會資本發展促進公眾的自主環境保護合作行為。
環衛及垃圾分類進入市場化運作階段
筆者在分析中國環衛及垃圾分類行業發展現狀時發現,我國環衛與垃圾分類服務此前主要是由政府管理和實施的。市場化改革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政府行政職能主導管理階段。第二階段是市場化試點階段。某些沿海發達城市啟動政府采購公共服務試點,零星項目開始招標。第三階段是市場化推廣發展階段(2013年至今)。國家出臺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相關政策,“十八大”提出深化改革推廣政府購買服務,環衛服務市場化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廣東、浙江、福建、海南等沿海省市開始積極探索。
環衛市場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地方財政的專項經費,受宏觀經濟調控因素影響較小,屬于剛性支出。隨著環保呼聲的日益高漲和市民對居住環境要求的提升,這部分剛性支出會逐年上升。根據調研,深圳、杭州等地市場化程度較高,二三線城市市場化程度較低,南方比北方市場化程度高。產業人士普遍認為,目前,全國市場化程度平均為20%,但試點城市的良好效果具有強大的示范效應。在政策的推動下,環衛行業有望在“十三五”期間達到60%的市場化滲透率,市場空間至少為目前的三倍,未來五年復合增速至少25%。
相對于其他環保細分子行業,環衛與垃圾分類服務業建設周期短、資產周轉快、現金流穩定、勞動力密集。隨著PPP模式的推廣,環衛與垃圾分類項目簽署的運營期限將會延長。因此,占領市場成為各環境公司與對手拉開差距的關鍵一環,行業進入跑馬圈地階段。
對于浙江聯運知慧公司而言,面對新形勢、新變化,需要思考的問題有很多,涵蓋戰略、資本、人才、資源等方面。“互聯網+”垃圾分類在行業競爭中要找到平衡點,必須對運作慣性和內部管理模式重新審視與調整。如何定位業務模式、盈利模式,如何與相關的資源進行匹配、對接,如何進行產業化和資本化等,只有建立更好的優化運營模式,才能獲得預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