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有一個詞近年來一直活躍在大眾的視線中，應該非“環保”莫屬了。環境保護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國家把環境治理作為重點關注的領域。環保領域涉及面廣，以目前情況來看未來的發展核心應以提高環境質量為目的，重點解決生態環境領域突出問題。

　　2015年作為“十二五”的收官之年被稱為環保政策元年，國家不斷加大生態環境保護的力度，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來確保環保工作的前進，但是進步的同時短板依然突出。

　　近日，全國兩會召開，為促進環保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兩會代表、委員圍繞國家層面生態補償機制、大氣污染綜合防治、城市建設等環保熱門話題提出政策建議，旨在為保護生態環境、建設美麗中國。

　　生態領域

　　全國人大代表江香梅認為，我國雖然劃定了林業生態紅線，但林業生態紅線劃定及保護機制仍未真正建立，在生態紅線的劃定、實施主體和保護措施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目前，國家對生態紅線的概念不是很明確，比如目前對林業生態紅線的劃定，大都是各級林業部門根據現狀和發展目標確定的。但規劃目標是一個爭取目標，可能實現，也有可能難以實現，而生態紅線是無條件應達到的最底線，是一個最低的臨界目標，兩者顯然不是一個概念。

　　為使林業生態紅線能得到更好的貫徹和落實，江香梅建議，國家應明確生態紅線的科學含義，確定生態紅線的具體內容，不能把生態紅線與生態保護規劃目標混為一談。各級、各部門要充分考慮和分析生態環境現狀，明確區域資源環境承受能力，根據生態紅線的具體內容，經科學論證并在一定范圍內公示后確定生態紅線的限值。

　　生態紅線劃定后，相關部門應實施嚴格的生態紅線保護措施。首先，要確定生態紅線的法律地位，建立紅線保護的法律體系，制定最嚴格的管制措施和管理辦法;其次，要將生態紅線保護納入各級政府生態文明建設考核評價體系，并作為領導干部年度述職、地方和部門績效考核的重要內容，建立責任追究和績效獎勵制度。

　　全國政協委員黃健兒表示，近年來，中央和有關省市在生態補償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也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我國生態補償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實踐中還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

　　為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黃健兒建議：一是堅持保護優先，完善生態補償政策。對生態環境優越區域，在進行生態資源資產核查核算的基礎上，設立環境質量控制指標體系。如果這些地區每年能夠保持相應的質量水平，可根據其對流域(區域)生態環境的貢獻，享受足夠的資金支持;二是加快生態補償立法。從法律上明確生態補償責任和各生態主體的義務，為生態補償機制的規范化運作提供法律依據;三是開展生態補償研究。國家應系統開展生態補償標準確立的理論和技術體系研究，因地制宜開展試點工作;四是豐富生態補償途徑。通過搭建協商平臺，完善支持政策，引導和鼓勵開發地區、受益地區與生態保護地區，流域上游與下游建立橫向補償關系，采取資金補助、對口協作、產業轉移、人才培訓、共建園區等方式實行橫向生態補償;五是拓寬資金籌集渠道。積極探索通過社會公眾補償、社會捐贈、發行生態建設債券等多種途徑籌集資金，逐步構建以國家和省級財政統籌為主，社會參與為補充的多層次、多渠道生態補償機制。

　　大氣污染治理

　　全國政協委員許健康表示，從霧霾的來源看，汽車尾氣排放占有很大比例，以上海為例，假設每天有一半車上路，以外環內測算，高峰期汽車尾氣排放導致的PM2.5濃度大約為每立方米50微克，是世界衛生組織安全標準的5倍，在交通擁堵的時段和地段，該數值還會成倍地增加。

　　許健康認為，汽車尾氣將成為比工業排放更嚴重、更難以治理的源頭。

　　對于加強汽車尾氣治理，控制霧霾源頭，許健康提出四重建議：一是控制大城市人口數量和汽車保有量，嚴管尾氣產生的基礎前提;二是研究征收“霧霾稅”、“擁堵費”，加大對新能源汽車的支持，提高尾氣排放成本;三是提高汽車綜合利用效率，大力發展公共交通，鼓勵自行車出行，降低尾氣排放強度;四是建設城市綠肺，提升尾氣消化能力。

　　全國政協委員袁隆平提出，我國秸稈每年產量9億多噸。多年以來沒有找到好的解決方案，出現地區性、季節性、結構性的秸稈過剩，致使農村一直亂丟亂燒，不僅制造霧霾，污染空氣水體，而且由于有機質沒有歸還土壤，造成土壤板結，肥力減退。要解決秸稈問題，必須將其歸還給土壤。

　　袁隆平建議，首先，農業部門應就秸稈還田形成統一的要求和標準，杜絕秸稈直接還田，提倡秸稈由直接還田變精肥還田。其次，加強政策引導與技術扶持，促進村級秸稈“收-儲-運-用”中心建設。再次，將秸稈處理資金集中使用，充分發揮政府投入的引導作用。最后，國家應大力引導和促進秸稈有機肥回歸土壤，并對推廣使用秸稈有機肥還田的農戶及農業專業合作社給予政策直補金，使秸稈有機肥還田的農民短期不吃虧，長期見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