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民營企業目前已經走到了必須履行好社會責任的關鍵時候了。”在倍杰特獲得“2014年度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最佳綠色環保獎”后，該公司董事長權秋紅發出這樣的感慨。

    1月15日，在第七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峰會上，一直致力于打造“處理回用每一滴廢水，還自然原生態”的倍杰特榮獲最佳綠色環保獎。

    “20億噸”的自豪

    如果回顧剛剛過去的2014年，“年處理回用水已達20億噸”無疑是讓包括權秋紅在內的每一位倍杰特員工最為自豪的一條喜訊。

    “這么多水等于替國家、替這個地球節約了這么多水量，也等于每年少取了20億噸的水。我覺得這20億噸代表的是倍杰特這么多年的付出，也是倍杰特的自豪。”在接受新華能源采訪時，權秋紅這樣回復。

    成立于2004年的倍杰特，匯集了一批在給水和污水處理領域有著豐富經驗的專業技術人員和先進的水處理應用技術——例如海水淡化、除鹽水及凝結水處理、原水凈化處理、廢水處理與回用、污水處理及各種高難度零排放技術。

    而在過去的10年里，包括身處西北沙漠腹地中的延長石油靖邊能源化工，以及位于東部沿海之濱的中石化青島石化公司，倍杰特為300多家企業提供了全廠水系統優化提供整體解決方案。

    “十幾年來，倍杰特以熱情、周到、細膩的服務，為業主提供專業化、規范化、標準化水處理工程和運行技術服務，將客戶的長期運行效益放在首位。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考慮給我的合作伙伴和企業、社會創造利潤才行，我們的每一項技術都要為我的客戶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才是根本。”在權秋紅看來，“作為現時期的民營企業，只有每個企業家有了對合作伙伴和社會效益為本的責任心，才會體現社會責任，真正地讓我們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

    環保投入被打折扣的憂慮

    喜悅的另外一面是憂慮。

    拋開“以實現年處理回用水20億噸”這樣一則值得興奮的消息，權秋紅也感嘆“這些年來，伴隨污染的加劇，水污染問題逐漸成為一個比較嚴峻的問題。”

    事實的確如此。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盡管國內經濟快速增長，但由于較長時間內粗放式發展，國內的環境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其中，工業廢水的處理，一直是政府和企業難題。環保部發布的一組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廢水排放量659.2億噸。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230.9億噸，占廢水排放總量的35.0%。

    處理工業廢水已然迫在眉睫。

    然而，現實卻是——企業對環保投入不夠積極，甚至違法偷排等現象也是屢見不鮮。

    “在河北‘紅豆湯’、山東濰坊污灌等污染事件后，華北平原查獲88家向地下排污的企業，平均每家企業罰款約7萬元。如果買處理設備就需要300萬元，運行成本還得100萬元，這種情況下誰會積極治污！”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董事長王小康在2014年3月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表示。他指出，非法偷排的企業，違法成本遠低于治污成本。“某種程度上，排污就是利潤；治污就是損失。”

    持有這這樣觀點的不只是王小康。

    “據我了解，過去有一些企業就鉆了環保處罰‘上限’的空子，排污的處罰上限一百萬的時候，治理需要上千萬的投入，很多企業寧愿拿一百萬交罰款，也不愿意投資治理污染，這是污染的成本較低造成的。”此外，權秋紅還表示，“為什么一些企業不愿意去上環保設施？是因為他自己創造的利潤還不夠環保設施的投資和運營。”在接受新華能源采訪時權秋紅說。

    在較低的違法成本和高昂的環保投入面前，諸多企業的環保力度大打折扣。

    “現在是如何開展行動的問題了”

    “但是這些情況我覺得在2015年以后會減輕很多。”權秋紅略顯欣慰，“我們國家現在已經有很好的政策，新的政策在水污染的處理和監管上，將不再設‘上限’，將按日計罰。”

    2015年1月1日，史上最嚴格的新《環保法》開始實施，“先污染，后治理”的工業發展老路子，或將終結。而與此同時，面對日益嚴重的水環境危機，“水十條”經多次論證之后，也行將頒布。

    實際上，權秋紅之所以會認為企業環保投入大打折扣現象在“2015年以后會減輕很多”，除了國家近期頻出重拳對水污染加以治理之外，還與倍杰特所倡導的“用得起的零排放”被越來越多的企業所接受也有著莫大的關聯。

    2008年，倍杰特開始研發“用得起的廢水零排放”，即所有廢水經過二級或三級污水處理，除了回用就只剩下轉化為固體的廢渣，沒有廢水從工廠排出。而對于倍杰特強調“用得起”，權秋紅解釋，拿市政給工業用的自來水為例，目前約3.6元至12元每噸，倍杰特“零排”綜合工藝優化后可做到10元每噸，在12元一噸原水的地方就很具競爭力。同樣的技術，國際上幾家大公司一噸水的運行成本則要38到60元左右。

    “倍杰特從那個時候開始就立志，要成為保護環境的使者，也意識到這將是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倍杰特履行社會責任的重點領域和光榮使命。對于我們民營企業而言，現在已經不是該不該承擔社會責任的問題了，而是如何開展行動的問題了。”